舌尖上的新滋味,也是汉语中的新滋味——访《新滋味》作者王诗客
来源:中国作家网 作者: 发布时间:2021-09-18 13:04:44 字体:

  近日,王诗客的新著《新滋味:西食东渐与翻译》发布,受到读者持续关注。

  这本书涵盖了许多有趣的知识点:例如,近代中国人是如何吃西餐的?是谁用汉语记录了第一道西餐菜谱?从耆英、郭嵩焘、曾纪泽到李鸿章,近代中国外交官们如何在餐桌上应对进退?当时人们如何用味觉跟上维新运动的风潮?如何在餐桌上闹革命?......

  最近,我们与《新滋味:西食东渐与翻译》的作者王诗客进行了一次访谈,让她讲讲这本书背后的故事。

  中国作家网:您在大学的教学和这本书好像关系不大,怎么会想起要写这样一本书?

  王诗客:几年前,我开设了一门公选课《西方饮食文化入门》。开设这门课,其实有“假公济私”的意思。那段时间沉迷于做饭,也热衷于读许多新旧菜谱,探索烤箱的各种可能,对和“吃”相关的一切都比较感兴趣。现在,我家书架上还留着当时我和灶台热恋期的“情书”——厚厚两大本各处复印、打印收集来的菜谱。

  真正开始上课,光有菜谱可不行,毕竟讲台得更有“文化”。于是我开始广泛地阅读。我该书后记中曾提到:我当时很兴奋,一下子从书店、图书馆里捧回几十本书,从烹饪学校的教材到食评家的花边新闻,从社会文化史专著到人类学论著,一本本地翻看,好像老鼠掉进米缸里。那时的阅读快感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读多了,就难免有些笔记,寸积铢累,2020年疫情期间,有相对集中的时间,完成最后的修改定稿。

  中国作家网:您书里写到了维新思想家与吃的关系,思想维新,吃也得洋派吗?

  王诗客:有本近代小说《文明小史》(李伯元)里,有这样的情节:“老同学!亏你是个讲新学的,连个牛肉都不吃,岂不惹维新朋友笑话你么?”可见,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,维新与吃是有关系的。

  著名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流亡德国期间,对德国啤酒印象极佳,但他的逻辑很有意思:“吾国人面黄瘦枯槁,而德人颜如渥丹,仪表壮伟冠天下,则啤酒之功之赐也。”他认为,引进德国啤酒可以改善中国国民身体素质。外交家薛福成本来是坚定的中餐拥护者,但后来观念发生了变化,“西俗于养身之道,无论贫穷贵贱,皆较华人为讲究。”当然,也有不少人推崇传统饮食方式。比如,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里说:“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,事事皆落人后,惟饮食一道之进步,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。”蔡元培也认为“中国食品实胜西人”,需要改良的只是“食法”。

  总体而言,当时主张维新的各界人士,大部分都愿意在生活层面有新尝试,也包括他们的餐桌。但背后的态度,却因人而异。

  中国作家网: 近代中国面临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您觉得“吃”的“大变局”体现在哪些方面?

  王诗客:首先,更多的西方食物进入中国,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从更早开始,哥伦布发现新大陆,把番茄土豆等植物带回欧洲,这些植物也经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。现在,番茄、土豆都是最家常的中国菜蔬。近一百年,不仅牛排、奶酪在中国很常见,更有啤酒这样本土化极为成功的舶来品。中国人宵夜的几大热门选项,麻辣小龙虾、鸭脖、烤串儿,都得和啤酒配着吃;对我而言,如果没有啤酒,总感觉烤串儿少点味道。这都是很中国的吃法。啤酒也是一种极常见的烹饪佐料。比如,啤酒鸭,还有啤酒鸡、啤酒鱼。如果说红酒炖牛肉听着有洋味儿的话,那么啤酒鸭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菜。虽然我们都知道,啤酒源自外国,但它在中国扎根百余年,现在,啤酒已经完全没什么“洋味儿”了。

  第二,各种外国食物进入中国后,它们在汉语中被多次重新命名,经过一段时间,这些命名优胜劣汰,最终固定在汉语中,成为现代汉语常用词的一部分。某种程度上,只有拥有了自己的汉语名字,才标志着这些西方食物被中国人真正接受。而当它有了中文名后,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启用它的英文名,“我今晚要去喝一杯beer。”反而让人不适,甚至有找骂之嫌。这也说明,这些外国食物已经成功地中国化了。

  中国作家网:您说的食物的汉语命名,很有意思,能继续展开吗?

  王诗客:我书里有过一些集中的案例研究。比如,通过比较《大卫?科波菲尔》不同时期的中译本,我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。比如,在20世纪初,林纾译本中提及的西洋食物,除了少数几种和现在表述一致外,大部分在过去一百年里都几经蜕变才定型。比如,秋冬季节,很多蛋糕店里都可以买到苹果派、南瓜派,非常常见。但是,无论是1908年林纾的译本,还是2003年宋兆霖的译本,pie都不是派,林纾将其译为苞馅之饼,宋兆霖直接译为馅饼。

  面对新词,翻译家各有不同策略,但“策略”背后往往是认知的空白。语言学家罗曼?雅科布森说得有道理:人类一切认知经历及其分类都是可以用某种现有的语言来表述。所以,如果不能“用某种现有的语言来表述”,那么人们则用重新命名的方式来认知未知。

  回到你的问题,如何命名“大变局”中涌现的新事物,让翻译家头疼。林纾曾建议“由政府设局,制新名词”,来解当时之急。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,也得有许多新的语言。王国维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,并有专文论述。历史学家熊月之形象地称之为“新名词大爆炸”。晚清的关于西方的语言不够用,许多方面学习了日语对西学的命名体系。这个话题,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。简言之,“新名词大爆炸”的背后,是人们认知的“大爆炸”。饮食名词的增加和更新,也意味着中国人日常生活形态的剧变。这也是我的书名叫“新滋味”的原因吧,面对“新滋味”,味蕾和感官系统如何适应,语言如何说出等,都是很具体的过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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